胃病的治療，目前有趨補之勢。胃為后天之本，后天有病，多由氣血寒熱陰陽(yáng)、臟腑功能失調所致，當先調整，使之歸于平衡，非必以補，方能助其后天。胃與脾互為表里，臟腑絡(luò )屬。胃主納，脾主運；胃宜降，脾宜升；胃喜潤，脾喜燥。其納、運、升、降、潤、燥六字，既概括了脾胃的生理特性，又體現了治法內容。即其中升、運、潤三字，雖寓有補法之意，但也示人不宜呆補、漫補、壅補。因此，胃病的補法應補中有通，靜中有動(dòng)。使補而不滯，潤而不膩，能升能運，以順其脾胃升降或通降之性。

　　胃病雖言初病多實(shí)，久病必虛，但必須結合臨床實(shí)際，久病未必皆虛，例如久病由氣入絡(luò )，可表現為瘀痛實(shí)證或血瘀氣滯；久病脾虛，痰濁困之，或久病及脾，運化失司，氣滯于中，水濕不化，或復加情志、飲食所傷，往往又兼氣滯、痰濕、食滯等，表現為實(shí)證或虛實(shí)挾雜。在治療上，雖有脾虛，但如氣滯明顯，一味補之，往往滯氣生滿(mǎn)，導致痛、脹等癥加重；氣虛挾滯，食積難化，如一味補氣健脾，影響消導，反加脹痛；又如脾虛挾濕，或痰濁阻中，雖病由脾虛不運所致，臨癥如不細察舌苔，急于進(jìn)補圖本，過(guò)用甘膩之品，反滋脘痞腹脹，甚至厭食、泛惡；再如中焦脾胃氣虛，兼見(jiàn)濕熱，或胃火內熾，或胃陰不足、虛火內擾，或脾胃伏熱內蘊又兼脾虛之象，這等虛實(shí)寒熱錯雜之證，不能只見(jiàn)其虛，忽視其實(shí)；只重其本，不顧其標。如誤用補法，或甘膩滋濕戀熱，邪不易撤；或益氣生火，助長(cháng)其熱，所謂“氣有余便是火”也。

　　上述僅屬舉例，臨床尚有更多復雜的情況。因此胃病虛證之用補法，不僅要“先其所因，伏其所主”，針對病因治療，還要權衡標本、緩急、輕重，或先祛邪而后補虛，或補瀉并用。

　　胃病之使用補法，我一般只限于下述幾種情況：

　　一是脾氣虛熱，中氣下陷

　　癥見(jiàn)腹脹作墜，食后不化，形瘦納少，或伴內臟下垂等，方用加味補中益氣湯，以黨參、黃芪、白術(shù)、甘草益氣升陽(yáng)；配升麻、柴胡以助升提；當歸補血；陳皮、枳殼、香櫞皮、佛手、大腹皮等助其通降，使補中有通，升中有降，脾陽(yáng)升發(fā)，胃氣下行，清升濁降，虛實(shí)更替，不使壅塞通降之路。

　　二是脾胃陽(yáng)虛

　　癥見(jiàn)胃脘冷痛或綿綿隱痛，喜溫喜按，饑時(shí)痛甚，得食痛緩，舌淡、脈沉細等。此時(shí)當以辛甘或甘溫，建中通陽(yáng)以緩其急，方用黃芪建中湯加高良姜、金鈴子、延胡索、陳皮等。

　　三是胃陰不足

　　癥見(jiàn)胃脘灼痛或隱痛，口干納少，大便干結，舌紅少苔等。我常用自己配制的加減益胃湯治療，以沙參、麥冬、石斛甘涼濡潤、養陰生津，白芍、烏梅、甘草酸甘化陰，酌配金鈴子、香附、丹參以行氣和血，舒肝止痛。

　　至于胃病之虛實(shí)兼挾，我多著(zhù)重祛邪。主張先治其標，使胃復通降，脾得健運，從而食進(jìn)胃強，水谷得以充養，則不補自補，脾胃自能恢復正常功能。而不早用補劑，防止祛邪不盡，窒塞脾胃升降氣機。例如脾虛兼氣滯，先用香附、蘇梗、陳皮、香櫞皮、佛手、枳殼、大腹皮等行氣通降，虛證明顯才用黨參、炙甘草顧本；脾虛中焦濕濁不化，常用藿香、佩蘭、川厚樸、清半夏、茯苓、滑石、通草等芳化淡滲，脾虛明顯才加山藥、扁豆、薏苡仁等運脾助中；脾虛夾有食積，則先用雞內金、枳殼、陳皮、萊菔子、制大黃、谷麥芽、胡黃連、吳茱萸等消導化積，如脾虛明顯才加太子參、白術(shù)等消中兼補。

　　可見(jiàn)胃病之治法，著(zhù)重于通，補法亦需寓通。正如高士宗所說(shuō)：“通之之法，各有不同，調氣以和血，調血以和氣，通也；上逆者使之下行，中結者使之旁達，亦通也；虛者助之使通，寒者溫之使通，無(wú)非通之之法也。”

　　朱丹溪說(shuō)過(guò)：“痛無(wú)補法”，“諸痛不可補氣”，但后來(lái)他又說(shuō)：“脾虛正氣不行，邪著(zhù)為病……若不補氣，氣由何行？”他通過(guò)臨床實(shí)踐，認識上有了發(fā)展。我則主張治胃宜通降。即使有可補之征，一是要確屬虛證，還要看其是否受補；二是要補之得當，補之得法；三是要補中兼通，反對漫補、呆補或壅補。這也是我多年臨癥所悟得的體會(huì )。